293纯真的革命伟人（第2 / 2页）
黄兴拍拍发烫的脑门，不置可否地道：“你说了这么多，有什么因对之策吗？”。
话虽没明说，但黄兴的脸就是一篇文章。李想忽然觉得一阵轻松，忙道：“我全力支持黄先生立刻去南京组织中央政府，组织国民革命军北伐！中国应实行武装割据，只能采取象以往农民战争那样，实行武装割据，把根据地作为胜利的出发点，最次也能暂时与袁世凯南北对峙，等革命的力量强大以后，各地革命团体如燎原大火，到时同时并举，再直捣袁世凯和满廷的老巢。革命的武装力量在开始时总是较弱小的，确实不可能与袁世凯立即决出胜负，如果依托南方作为根据地，积蓄自己的力量，必定可以不断创造胜利的局面，彻底的将革命进行到底。”
黄兴沉默良久，陈其美也屏住了气，深恐自己的呼吸惊扰了他们的谈话，他对李想这个提议是最赞同的，以前也这样劝说过黄兴，只是总是被他拒绝，今天李想说得这么有煽动性，而且黄兴明显也意动了。
良久，终于听到黄兴说道：“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，他已起程回国，不久可到上海。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，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；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，我若不等待他到沪，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，组织中央政府，将使他感到不快，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。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，发展很快，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，终至失败。我们要引为鉴戒。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。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，才有力量打击敌人。要团结一致，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，互相推让。”
李想听了黄先生这一番话，感到他的人格伟大，感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纯洁，深为佩服的同时心里大喊着“一个大棒槌”！
黄兴一直低头看着手里摇晃的颜色鲜红的红酒思索着，许久，才低声说道：“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之时，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。孙先生提出了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建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的党纲。当时入党的人对于排满革命的理论是深信不疑的，并且正是因为具有这种革命决心，才宣誓入党的。先一年章太炎、蔡元培、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时，他们的党纲上只有“恢复汉族、还我河山”两句话。同盟会会员对孙先生所提“建立民国、平均地权”的意义还不大明白，以为是将来革命成功以后的事，现在不必推求。孙先生对宣誓入党的同志讲解“建立民国”时，是举法国和美国为例；讲解“平均地权”时，是举德国在青岛所订地价税和按价收买土地办法为例（笔者按：“耕者有其田”系在辛亥革命以后提出的）。因此，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、运动革命时，正如李大帅所说，只强调“驱除鞑虏、恢复中华”这两句话，而对“建立民国、平均地权”的意义多不提及，这也是当时形式所迫。比如，湖北共进会的誓词与同盟会的誓词相同，但把“平均地权”改为“平均人权”，意谓满人压迫汉人，人权不平等，所以要革命。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全国各地响应起义所用的共同口号，也确实只是排满革命。李大帅对叁民主义新解释，我也听遁初说起过，反对列强的侵略，民权与治权的区分，节制资本等，但是响应者寥寥无几，所以你的新叁民主义无疑毫无号召力，这样的主义又要什么用？”
黄兴一边心不在焉地玩着手里的酒杯，一边目不转睛的看着李想说道：“实不相满，南北议和，南方提出的条件，只是要清帝退位，清帝退位即算是革命成功了。以后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，也只要袁世凯宣誓赞成共和，就算是开始“建立民国”了。这不止我抱着这样的看法，许多革命党人都抱着这种看法。这是潮流，大势所趋。”
“小子斗胆进言，以为和议还是不谈为好！这可是城下之盟！”这一句话儿破口而出，不但李想自己觉得突兀，在品酒的的陈其美也听得吓了一跳，忙又静心细听。
“唔？”黄兴原地兜了两圈，还是说道，“你说下去！”
“袁世凯的上台，虽然暂时稳住了清王朝的阵脚，但却对清廷构成新的威胁，何尝又不是对革命的威胁。这个野心勃勃的枭雄，自再度出山起，便在筹谋夺取最高政权，而不是为这个王朝尽力效忠，也不是为了共和民主。从此刻起，清王朝尽管还未彻底倒台，但已是名存实亡。南北议和，南方提出的条件，只是要清帝退位，岂不是多此一举？”
这一次的谈话，使李大帅深深印在脑海，永不磨灭。
293纯真的革命伟人
293纯真的革命伟人，到网址
“嗯。”
“同时，它又颁布宪法“十九信条”，表示要削弱皇帝无限的**权力。这一形同做作的举措也为时过晚，已经失去的民心再也无法挽回。此外，满洲皇族中的宗社党，尤其是少数少壮派亲贵，不甘于束手待毙，企图负隅顽抗，孤注一掷，只不过是螳臂挡车，同样无济于事。蓬勃发展的革命浪潮导致了清王朝的瓦解，但却未造成一场深刻的社会变动，革命未能深入下去。”
“嗯，是的！”
“立宪派通过和平或流血政变，掌握了许多独立省份的政权。另一些独立省份名义上仍由革命党人掌权，但他们也很快向右转。所有独立各省，都在压制工农运动。中国广大农村没有受到多大震荡，农民群众的自发性起义，影响有限，未能在农村地区带来深刻的变革。处于分化、瓦解之中的封建统治势力尽管极端虚弱，却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，其后仍在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。这场革命大风暴，缺乏一种成熟的社会力量来正确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。”李想侃侃而言。
黄兴听着虽然表面不动声色，但内心里是同意的：是啊，由于武昌起义后立宪派和其他政治势力乘机崛起，革命党人对起义胜利后出现的复杂局势缺少足够的估计和精神准备，独立各省内部又意见分歧，武昌集团和江浙集团在临时政府地点和大元帅选举问题上，展开激烈的争夺，使得中央政权陷入难产之中。当然，这是黎元洪在位时的事情，李想是没有责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