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95文学之最上乘（第3 / 3页）

可是这方方面面，李想屁都不知道，他怎么接口？李想心内连汪精卫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齐，心中此时只能想起梁启超的《少年中国说》，却摆出从容不迫的神态，努力端着这个架子不倒。

295文学之最上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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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梁启超小说思想的弊端，一直作为对手的王精卫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他潇洒一笑，道：“梁启超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，指出当时提倡小说的目的，在于务以振国民精神，开国民智识，非前诲盗诲淫诸体可比。在《绣像小说》创作时，他在所写的《编印〈绣像小说〉缘起》里说得更具体，即“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，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”，小说的立意，要无一非裨国利民。梁启超在《小说与群治关系》一文中，解释人们为什么爱读小说的时候，他谈到小说能超越于现境界，常导人游于他境界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，能对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哀乐怨怒恋骇忧惭“和盘托出，彻底而发露之”，使人们“拍案叫绝曰：‘善哉善哉，如是如是’。”这和传统的，习惯的说法浅而易解，而乐多趣相比，显然高明。梁启超这样为小说确定反映生活，认识生活的特性，绝对是使人耳目一新之论。梁启超还要求小说作者应热情地对待生活，了解生活和参与生活。他认为作家必须具一副热肠，一副净眼，然后“其言有裨于用”。他常对他人说：“俗语文体之流行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”。梁启超认为文字必须通俗化，这样小说就更有感染力。他在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中说：“文字不如语言，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，不能久也，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。在文字中，则文言不如其俗语，庄论不如其寓言，故具此力最大者，非小说来由。”他写《小说丛话》时又说：“小说者，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二者也。”虽然，上述梁启超发表的小说理论蒙上了保皇派的色彩，但其中仍包含不少有借鉴意义的意见。”

王精卫说到这里，不怀好意的看了一眼傻傻听着插不进话头的李想，说道，“李大帅对梁启超的小说思想又有甚么高见呢？”

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李想身上，皆因自开始谈文论艺后，他便像变了个哑巴般，没作半声，实在不像写出《七律·革命军占领南京》这样传世名篇的大文豪。

从正面来说，在梁启超写的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中就指出，欧美及日本各国的进步，都得益于小说的社会作用。他同意英国名士的说法，尊称“小说为国民之魂”。他说：“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，其魁儒硕学，仁人志士，往往以其身之经历，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，一寄之于小说。于是彼中缀学之子，黉塾之暇，手之口之，马卒，而妇女、而童孺，靡不手之口之，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。彼美、英、德、法、奥、意、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，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。”有鉴于此，因此，他认为“今日欲改良群治，必自小说界革命始；欲新民，必目新小说始”。

从反面来说，他又认为“吾中国群治**的总根源”在于旧小说。他说：“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日来乎？小说也。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？小说也。”甚至认为“举国皆荆棘者，日惟小说之故”，“论陷京国，启召外戎，日惟小说之故”。

显然，他把中国人或者说国民中的一切坏思想，坏德行都看作是含有毒性的旧小说所造成的了。梁启超的这种小说的社会作用理论，存在着两种片面性：

其一，从文学内部的关系来说，对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的理解，存在着片面性。他强调小说要革新、小说界要革命，但他忽视了对小说传统的借鉴与继承。他对旧小说的思想内容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，看成都是“陷溺人群”的东西。如他从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出发，在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中，把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看作是“诲盗”、“诲淫”之书，这显然是错误的。

其二，从文学的外部关系来说，梁启超对小说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，也存在着片面性。文学是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反映。照理说：政治先行，文艺后变。而梁启超却认为是文艺先行，政治后变。在《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》一文中他说：“欲新政治，必新小说”。这不仅是颠倒了政治与小说的先后关系，而且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先后关系。

他还在《告小说家》一文中说：“全国大多数人之思想业识，强半出自小说”。这种小说决定社会意识的小说理论的哲学基础，是主观唯心主义。

梁启超关于小说的社会作用的理论，在当时既具有积极意义，又具有消极意义。其积极意义在于它要求改变封建政治的现状，具有反封建的意义；消极作用在于他过分夸大了小说的作用，似乎改造中国的政治、改造中国的社会，不需要进行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，只须写一些新小说进行宣传，就可出现新政治、新社会。这种消极面，只不过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特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