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8中国可以说不（第2 / 3页）

李想不想听，可是汪精卫却要说：“猪仔贸易是一本万利的行当，猪仔至贩往南洋者，其价略低，其成本约，最初起程预付猪仔安家费或零用费约十元，介绍费引诱费三、四元，由起程至海口岸的行栈，并屯聚期间之饭食约七、八元，轮船运费，船小人多，运费本廉，然贩运者牟利计，比寻常运费略贵，约十余元，抵新加坡又入屯聚之猪仔馆，各项计费及饭食约十元，总共需四十余元，而最后卖与雇主则恒在百元左右。

其实，此项成本，我的估计已经过高，一般而言，一名猪仔的成本不过十二、三元，而最后售价总在成本价一倍或几倍以上。苏门答腊北部的日里及沙捞越的芋田、烟园大量开发，劳动力短缺，一名成本约为30元的“猪仔”，售往日里便可卖至125元，利润高达四倍。如此高额的利润，吸引了众多的秘密会党分子，据说在澳门，共有800名猪仔贩子在开业。这些人有很大一部分是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会党成员，他们既与新加坡的“猪仔馆”有联系，又占尽了会说广东方言的优势，在“猪仔贸易”方面为其它人所不及。”

“你们谁知道义兴会在“猪仔贸易”中的作用？”李想问道。“或者说，你们谁和义兴会有关系。”

““猪仔贸易”所需要的强大控制力使新马华人那些人渣：义兴会，有把持这一买卖的得天独厚的条件，而“猪仔贸易”带来的高额利润也使秘密会党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挣钱的机会，从“猪仔”的供应、运输到销售，每一过程都由秘密会党控制着。”

新马中华会馆联合会总会长，陈璧君父亲陈耕基目光就象是燃烧着的熔岩，死死的盯住了泗水领事馆的官员们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几位官员被他的目光扫过，居然情不自禁地避开了。

到处都是济济涌涌的各种肤色的人物，穿着白色夏季制服的各国水手，都歪戴着帽子，在街头上面横冲直撞。白人或混血的警察，穿着短裤，打着白色绑腿，也懒洋洋的四下晃荡。空气当中飘动的是水果混杂在一起的甜香，还有牛奶的味道。到处都是打着赤膊的当地人。当地男子，腰里面多半都配着一把巴冷刀，寒光闪闪的。

周围街道，满满的都是各种店铺，看看招牌幌子，多是华文荷兰文并行。但是大多数都已经大门深锁，华商还在ba市。

当地的土著青年猬集在一个个已经关门的店铺门口，蹲坐在那里，互相传递着手上的烟卷儿，低声的也不知道在用鸟叫一般的土语谈论些什么。

一路上，李想问了许多问题。

“我是被拐子们骗来的！”说话的硬汉地眼眶一红。

所谓骗就是拐子们在招工的幌子下，使尽一切伎俩，诱骗华工。他们要么甜言蜜语，编一些动听的发财故事，极力渲染海峡殖民地的挣钱机会及生活的安逸与舒适，要么给骗者以实惠，不论此应募之劳工提出若何条件，辄信口答允。要么就是将少不更事的青年诱骗进城，介绍他们到赌场、妓馆，及至囊空如洗，再用诱惑、逼迫、强制的手段，使他们沦为猪仔。所谓诈就是掮客们在诱骗不成的情况下，为了那三、四元的中介费，不惜将同乡、熟人以至亲戚邀至茶楼酒馆，待将其灌醉后，使其在不知不觉中在一些莫须有的欠条上画押，结果，总是华工不得不卖身还债，成为猪仔。

掮客们在诱骗、讹诈都不能满足其需要时，便采用最后一招——掠。拐子们在秘密会党势力的保护下，往往几人伏于偏僻处，待猎取对象通过，则突然上前将其击倒，装入布袋，运至“猪仔馆”，从此，家人便不知其死活下落。拐子们这种骗、诈、掠猎取行径被一些史学家称为拐卖劳工三步曲。

更有甚者，一些有势力的秘密会党成员凭借会党的力量，干脆直接在新加坡、马来亚猎取“猪仔”。一般而言，那些自付旅费的自由移民在理论上是不应该受掮客们影响的，但实际上，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沦落在“猪仔馆”里。其原因在于，新马的秘密会党成员或受掮客雇佣，要受其委托，诱骗抵达新马口岸的自由移民。这些恶棍装扮成向导，诡称为新客们提供帮助，不少自由移民因人地生疏，很快便落入圈套。均属此例。到19世纪晚期，苏门答腊北部的日里及北婆罗的开发，“猪仔”的需求量及利润大增，一些秘密会党分子则干脆在新加坡、槟榔屿诱拐第一期工约已满的“猪仔”。

“大人，我们这些华工在南洋活的好辛苦啊！”一个硬汉，竟然声声泣血，再也讲不下去了。

李想不忍心再问了。被当“猪仔”卖到海外的华工的苦难，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去问了，如果要讲，只怕他们的苦难足够将这片海域填满，他自己也不想再去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