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3章 未来的道路（第2 / 3页）

章士钊认为：“可以按照卢梭的学说，先解散不可爱的国家，使人人恢复其自由，重谋建国之

道。”

李寿昌道：“但是，国家是由一整套的统治机构所组成的，并非卢梭在《民约论》里所说的是由人民自愿订立契约而组成的，人民如有解散国家的能力，也就有治理恶国家的权力。解散国家之说，不过是一种天真而又迂腐的见解。”

李次山认为：“改善中国的状况，扑灭官僚政治的方法，第一在使人民自治，通过自治引起人民之兴味，养成参政之能力，唤醒自身之觉悟。然后在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，上自邦之组织，下至具体之政事，皆得人民之力以左右之。”

林伯渠是站在李寿昌一边的；章士钊和李次山却反对；陈一枝一直没有表态；而瞿恩，他的意见从来都是无足轻重。

其实在新青年会里，他们都是思想界的大腕，各有各的哲学观，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，出现了以李寿昌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章士钊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。谁也不肯向对方靠拢一步。这样的争论是家常便饭，再平常不过了。

章士钊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派政论家。

在李次山说完，章士钊就站起来激昂道：“国家之职务，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，一面在维持社会之秩序，以使人权自由之理与公安利国之道，互相调融而无罅漏……”

他既讲人权自由，又讲公安利国，好似比李寿昌的思想论点要全面些，其实不然。

李寿昌笑道：“‘公安利国’，本来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，是不言而喻的。士钊兄不过是画蛇添足耳。”

章士钊说道：“人为一国之民，不能自立于国家之外，祖宗丘墓之乡，饮食歌哭之地。国难当头，人民的自由权利应当从属于救亡这一大前提，救亡第一，民权第二。使国家中利害感情希望意见不同之点，得其调和，各方面优秀分子，戳力并进，不酿鸡鹜蚌鹬之势，以隳和平进步之基。”

林伯渠冷笑道：“士钊兄这里所谓的‘调和’，无非指各不同政见、利益的社会集团之间相互的妥协与让步，其中当然也应该包含人民权利的让步与牺牲了，是不是？”

事实也正是如此，这种调和主张实施的结果，总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，他们借口国难当头，振振有词，越发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。章士钊的民主观显然带有较大的妥协性，不及李寿昌的坚决和彻底。

这又牵扯到到对待恶国家的态度和应采取的对策。